上海以“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为契机，公开了有关交通卡、交通事故、出租车轨迹、空气质量等10类数据集，部分数据集在国内属于首次开放，引发了群友关于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及其意义的的一系列讨论。

上海将首次开放十大领域、总容量达上千GB的交通大数据，包括城市道路交通指数、地铁运行数据、一卡通乘客刷卡数据、浦东公交车实时数据、强生出租车行车数据、空气质量状况、气象数据、道路事故数据等，并通过由上海市经信委、市交通委主办的“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面向全球征集改善城市交通、便利市民出行、创新商业模式的应用程序和解决方案。优秀项目将在赛后获得投资对接和孵化落地支持，实际运用于解决上海的交通拥堵等难题。

关于数据开放共享机制

陈必壮（上海交通所）信息开放与共享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问题一是没有这样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相关职、权、利制度规定，二是我认为仅交通信息开放与共享是远远不够的，否则又是就交通论交通。个人认为上海这次的数据开放也仅仅是一次开放，一种尝试而已，当然有积极意义，甚至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不过正是因这次数据开放仍是以治理拥堵根本目的，因此个人认为开放数据太局限，不能回归到交通本质，要做到全方位的数据共享与开放，路还很长。政府、企业和个人都需要界定职责和义务、权利，一定程度上也要有“游戏规则”。

宋家骅（深圳交通中心） 政府出资做的调查，如果不涉密，是否应该公开？对于政府来说，也提高了数据的利用效率。这本身就是政绩，不必自己包办后面的挖掘，甚至应用。十八大后大热的理念就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杨涛（南京城交院）20年前，第一次出国访问，拜访名古屋市规划局，令我吃惊而印象深刻的是，只要我们提问，对方立即可以拿出数据资料，无保留提供给我们。包括详尽的交通出行、土地利用、人口就业分布等。有这样的数据资料，对研究、规划、设计等，都很有用！

孙超（深圳交通中心）政府应该先从理念上接受新的交通服务模式的创新，提供好的环境和土壤。当然也包括大数据的共享与开放。

张天然（上海规划院） 此次公开的这几类数据，挖掘的门槛不高，关键是经验，多看多研究。这些数据多是现象数据，本质的没有，即使都开放了，这些数据也不够研究的，难以依靠这些分析缓解拥堵。

陈必壮（上海交通所）@张天然 是的，这些数据都是表象的，量是很大但真正反映本质的不多，而且我觉得这些数据本身就要到公开程度了，只是提早了而已。

聂丹伟（深圳交通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已经履行一段时间了，现在又能有几个市民甚至我们这样的技术人员知道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获取很多基础数据和资料呢？例如机动车保有量的详细分类数据。个人觉得先从业内做起吧，比如做个年报联盟之类的，业界联手促进政府重视年报数据汇集、分析工作。

顾啸涛（上海交通所） 先看上海这次的开放结果如何吧，其实贵州不是搞得挺不错的嘛（云上贵州）！OD数据开放估计还要等些时间，因为或多或少带有一点个人隐私的信息，需要处理一下才能给出去的。

宋家骅（深圳交通中心）@顾啸涛 上海交通所 数据脱敏是必须的，各行各业都可以为政府做一些数据脱敏、公开标准等。能否借这次机会，趁热打铁，再推动政府开放一些！数据开放可能带来巨大的创新动力与创新资源。现在各地都在做十三五规划，估计创新是所有城市的规划纲要关键词。但是落实创新政策的抓手往往都找不到，那么不如迈一小步，把部分交通数据先开放。

数据开放促进数据质量提升

顾啸涛（上海交通所）有些单位把调查数据和模型看成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开放了，别人统计的结果和自己的不一样该咋办呢。关键结果不一样，政府听谁的？关于数据应用是最好放开让市场来玩的。

王宝辉（上海城建总院）记得沈培星会长以前说过信息中心的数据以前不是不公开，是有很多数据还拿不出手。

李文斌（深圳交通中心） 政府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我自己处理不了数据或者不想处理数据。但是一旦公开了数据，万一被人发现问题了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也算透明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被人发现问题是好事。

张华（同济大学） 公开了，大家发现问题，自然会有人提出解决方法。智慧城市的精髓应该是感知、众智、共享。关键是要众智。

宋家骅（深圳交通中心）其实，开放了，大家就必须对自己的数据分析更加小心，不同单位之间更要把数据分析方法拿出来晒晒，这更加有利于技术的提高。数据开放不应仅仅是一给了之，除了脱敏之外，还要做好数据标准，包括原始数据，中间结果。

裘炜毅（上海川昱）数据开放对于生产数据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需要对数据分级、分类开放。这次比赛开放数据中一类属于交易数据，一类是位置数据，都属于原始数据，还有一类是处理后数据，对于数据质量要求较高。上海经信委在大力推进上海政府大数据的工作，已先后立了两个交通大数据课题。这次比赛尽管感觉是一次政府营销，但毕竟是迈出了一步。

数据开放促进规划技术创新

杨涛（南京城交院） 数据公开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可以让权力受到约束，不敢任性，让科学变为大众常识，有利监督。但是，指望数据公开就能找到缓解拥堵的出路，那是天真。其实，尽管数据反映的大多是随机现象。但是，科学而准确的数据往往是可以验证的，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数据公开，就可以让科学来进行验证。其真正意义是促进严谨的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技术、方法或产品，造福百姓。尤其交通，是十分复杂、随机，但又有规律，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数据公开，对于广大交通研究者是福音，对广大公众也是福音，对于广大公务员也是真正反腐倡廉的高招！

宋家骅（深圳交通中心）数据公开之后，即使不能缓解拥堵，起码可以改进出行服务，甚至变革服务，然后以服务需求的改变，倒逼监管和管理体制的改进，从而整体上改善交通。数据开放，对我们工程师的技术改进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会倒逼基础工作的提升。交通规划专业本身就是基于定量化分析的学科，但是学科发展近30年了，数据分析工作似乎越来越少，在实际的交通规划工作中，量化分析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如果可以做到数据开放，哪怕是部分数据开放，也会对行业技术进步带来极大的推动力。最近几年出了很多交通行业的规范、标准、导则，应该还需要一本关于数据分析的标准，或者关于数据开放、公开应该遵守的标准或规范。

裘炜毅（上海川昱） 如果政府持续开放数据，确实会催生一些创新行业。

顾啸涛（上海交通所）也许互联网企业比我们交通专业人员在创新方面会干的更好，我们习惯了面向政府，而应用则需要面向个体，我们需要从自身开始革命。

宋家骅（深圳交通中心）我们在面向决策支持时，有时候数据分析不够也的确是政策与方案不够说服力的原因之一。部分交通规划难以落地，与方案深度、精细化程度、相关设施或政策的协调策略等方面不无关系。技术进步和创新都需要有相应的环境，我觉得今天讨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通过数据开放，倒逼行业技术进步或者行业自律。当然，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天上没有白来的馅饼，行业技术人员要积极主动的做更多的事，推动数据开放。

关于如何发挥专业人士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陈小鸿（同济大学）上海通过信息开放提升交通研究水平、培育交通咨询业规模与能力，熊建平做建委主任时我就提过。韩书记的小范围座谈会，讲完指定给我的主题，我特别要了几分钟讲今年我在人大提的书面意见，在不涉及国家机密与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全面公开数据，特别是2014年第五次居民出行调查数据。行为的研究，是政策制定与预评估的重要支撑，是其它“大数据”分析所无法替代的。希望领导听见了、理解了、记得了。上海从1986年开始做出行调查，交通分区基本一致，就几个小区五次OD调查的比较，能挖掘、能说明多少事情！可惜了，也拜托各位一起努力吧。如果不是太多考虑部门、单位利益保护，实际操作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杨涛（南京城交所）对@小鸿 的珍贵谏言表示由衷敬意、钦佩和感谢！我一直主张，专业人士也应该积极参政议政。

张天然（上海规划院） 专业人士参政议政是执政水平提高的标志。

丘建栋（深圳交通中心）现在不少官员专业素质，学历都不错，执政者本身就应该有专业知识。

李欣（美国威斯康星）我觉得决策者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倾听完整的故事，这很重要。

宋家骅（深圳交通中心） @丘建栋 我们不能要求决策者具备非常专业的知识。规划师的主要职责就是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作为主要依据，并尽可能考虑到政治层面的影响因素，说服决策者采取相对正确的决策。我们也要不断提高自己讲故事的水平，尽可能把故事讲得动听些。

陈必壮（上海交通所）@丘建栋 我也不太赞成决策者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水平，应该要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意识。规划师讲故事能力一定要提升，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核心在决策机制的根本转变。不能再强调速度了。我五年前人大书面意见就提了方案要有第三方独立中立评估机构对规划建设方案进行评估，要有不可行性的研究。当时针对的就是北横为代表的中心城地下道路。

宋家骅（深圳交通中心）@陈必壮（上海交通所） 赞同。还是要先改变唯速度论唯建设论的理念，价值观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机制。我最近越发觉得专业人士通过人大政协发声的作用很大。以前看过一些人大政协的建议提案，存在部分错误观点。而这些错误的观点很有可能灌输给决策者。所以，我们行业内的人要积极多渠道发声，不仅仅是坐在家里写报告画图纸。杨老师这几年力推的利用法制约束交通规划建设，是不是也是倒逼思路的一种体现。

杨涛（南京城交院）我院与东大顾大松教授领衔的交通法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南京交通白皮书之专题研究《法治交通背景下的重大交通决策机制研究》，现补充几个观点：加强重大交通决策民主化法治化的基础建设，包括交通基础调查和信息化建设的刚性法治化；交通基础科研和前期研究的资金投入、人才培养、机构建设；政府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