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努力追随着时代的足迹，带领我们走进交通工程的领域。在张秋先生1975年的《中国都市交通概况》中，表达的对美国机动化问题的担忧，也成为了四十多年后中国现在的担忧

前辈们努力追随着时代的足迹，带领我们走进交通工程的领域。在张秋先生1975年的《中国都市交通概况》中，表达的对美国机动化问题的担忧，也成为了四十多年后中国现在的担忧……国内交通工程或交通运输学科从何而来，未来又将走向哪里？

也许，我们只有通过连接那些零碎记忆，才能了解历史，也才能找到“遗憾”，挖掘出一条学科前进的道路。

一、启蒙  

初始阶段：7368项目开拓了国内交通工程领域

1974年，贾日学、徐爱民和同事们已开始陆陆续续的在交通部公路所北楼工作，着手筹备标志信号及设备研究室的部门（简称标号志室），以期解决北京自动化交通控制，即7386工程。如当时的其他技术一样，在八九十年代这项项目被一些国际引进的先进技术替代更新。

但贾日学参与筹组的这个部门却未被撤销，相反，随着我国道路建设需求的猛烈增长，交通工程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而之后陆续加入到该部门的人，也成为我国交通工程技术最主要的群体力量之一。

7386工程全称即“首都自动化交通控制研究项目”，承担单位为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总体）、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协作单位包括北京邮电学院（数据传输机）、四机部六所（通信控制器）、武汉大学（闭路电视）；试验现场选在北京市前三门大街，最终落实在前门西至象来街的4个路口。

该项目自1974年开始启动，经历了艰苦的研制生产和实验过程。1978年3月开始在前门东至象来街的现场安装。经过4年研发，终在1978年5月开通运行。在杨光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对该项目评价更多的是“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

“摸索阶段”我国第一本交通工程学著作诞生

1974年，贾日学与同事们处于对自动化交通控制含义的摸索阶段。这一年的冬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华市交通工程局局长张秋回乡探亲，历经56天、参观了8个城市后，在第二年发表了此行的观察报道——《中国都市交通概况》。

其客观描述了张秋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也与美国的情况作了对比。

这篇文章不仅有对当时中国一些现象的嘉许，也有对一些落后的交通控制方式阐述，即便是在三十多年后，阅读起来仍然生动，充分表现出了张秋先生对交通含义专业的见解。

为帮助中国城市改变交通的落后面貌，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张秋与交通部门进行了座谈，并建立了联系和友谊。1978年开始，张秋开始了中国交通工程知识的启蒙讲学，先后在多个城市、地区进行了15次讲学。讲学资料后被徐慰慈、严宝杰整理并出版，是我国第一本交通工程学著作。

  初步搭建国内交通工程学科框架

在张秋及其同事的推动下，1980年上海市率先成立交通工程学会，1981年成立中国交通工程学会。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同济大学、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等也相继成立了教研室。交通工程学科的框架，也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搭建起来。

同一年代，交通工程相关工作也在中国许多机构开展。例如70年代末，南京工学院与城乡建委开展的环形交叉口交通流调查分析；1978年上海组织的机动车OD调查等。

1979年，交通部开始在全国国道及主要省道上设置交通调查站，组建全国公路交通调查网，对分车型的交通量、车速、运量、起讫点等动态数据进行长期观测调查。

同时，一些从事城市规划研究与应用的学校，也开展了交通规划的研究，并出版相关教材。例如，由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同济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三校城市规划相关专业教师合编、1981年出版的《城市道路与交通》。该书中，徐循初对交通规划模型进行了完整介绍。

在北京、上海、南京的交通管理领域，成立交通工程或者交通管理的研究、应用部门。1979年3月，经北京市批准，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科研所的基础上组建北京市交通工程科学研究所。

而许多交通工程的第一次应用也发生在在这一时期，如第一次使用绿闪信号灯控制车辆、第一次用电视来科普交通安全等。

二、风气 

 交通工程应用学科在国内“发芽”

随着经济的复苏，城市里交通混乱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培养人才、引进并消化知识成为了八十年代交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当时的人们对知识充满渴望，翻译了许多著作、进行了许多实践，为之后的应用打下基础。

由于当时交通工程相关人才的短缺，使培养人才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1979年，北京工业大学创办交通工程本科专业，成为首批招收交通工程专业学生的学校；1981年，获得全国第一个交通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

1982年，招收全国首批交通工程的硕士研究生。而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也在差不多时间，开始培养交通工程的硕士。当然，各个学校也会根据自己学校的特点自行安排课程，使用自编教材，老师与学生也是相互学习、共同琢磨新学科。

当时这三所学校的交通工程专业带头老师，分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任福田、同济大学的杨佩昆、东南大学的徐吉谦，除此以外还有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徐循初。

在随后国家开展的“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交通工程领域也有两个项目列入了“七五”科技攻关，一是“关于大城市出入口道路规划设计理论及技术标准的研究”，由东南大学牵头负责；一是“南京市交通控制系统”，由同济大学和二十八所（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牵头负责。

国家希望通过这两个攻关项目，形成自己的交通工程能力。

国外交通工程企业与国内自主研究平行发展

8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后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利用国外咨询公司的技术和经验，进行城市交通研究和规划编制。1987年至1990年，上海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以引进的分析工具EMME/II为平台，建立了上海市交通模型；

1990年，北京与香港政府拓展署合作进行了LOTU模型的移植和开发，之后在执行中英政府科技合作协议时，又与英国的MVA公司合作，引进了TRIPS交通规划软件包，开发并建立了北京市城市交通规划战略模型。

在此期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也承担了国家科委项目《城市交通技术政策——我国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方向问题》，这是我国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项城市交通政策研究，同时还承担了科研项目《天津市货物流动的综合研究》，开展大城市货物流动和货运机动车综合调查，创全国先河。

在城市交通控制系统领域，由于国外公司在软硬件及交通工程技术太过领先，国内的专业技术人员只能做些翻译、吸收、消化的工作。

1985至1988年，北京引进南斯拉夫ISKRA公司，共同开发建立了北京市中区计算机交通管制系统，其控制范围为以天安门为中心方圆45平方公里内的53个交叉路口，采用TRANSYT控制技术，并计划逐步由固定配时向SCOOT自适应信号控制技术过渡。

1985至1987年与英国PLESSY公司引进了SCOOT自适应信号控制技术。上海市在1985年，开始实施地面道路区域交通自适应控制系统（SCATS），1986年完成中心城区31个路口的布设，1989年扩展成153个路口的三级控制系统。  

完善交通管理体制 制定相关标准

由于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不同的应用特点，国内外企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当时，公路行业的梦想，是建成通达全国的高速路网，并为此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

1984年开始建设的沪嘉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已开始安装相对完善的护栏、标志标线、收费系统及必要的控制系统。在这一时期，公路行业聚集了力量，翻译了日本的《高速公路设计要领》、美国的《高速公路管理手册》、《交通控制系统手册》，以及相关标志标线、护栏类书籍。1986年，交通部编写完成并发布了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国务院对交通管理体制做明确划分，并于1986年10月7日发布《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国发[1986]94号文件），规定公安机关对全国城乡道路交通依法进行管理，包括：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交通指挥、维护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车辆检验、驾驶员考核与发牌发证、路障管理及交通标志标线等安全设施的设置与管理等。

该文件为交通管理与其他交通工程领域划定了清晰的部门界限，将一些分散的职权集中到了公安部。1985年，公安部在无锡设立了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由此，也基本形成了建设部管城市道路、交通部管城际的公路、公安部管交通运行的局面，也开始了三个政府部门加学校、四架马车共同发展交通工程的发展模式。

知识的缺乏与对知识的渴望，促使这一时期的交通工程工作者大力、勤奋地弥补历史缺憾，完成或者基本完成了一些基础资料的引进。

比如，全永燊在吸收消化国外技术后编著并出版了《城市交通控制》；任福田组织翻译完成并出版美国的《道路通行能力手册》（中译本第一版）；祁振庆翻译前苏联的《道路条件与交通组织》、景天然翻译《道路条件与交通安全》等。

这些书籍影响了这一时代的交通工程工作者，被奉为经典，至今仍在流传。

三、奋进  

各地先后成立交通规划及研究机构

继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立了交通规划研究机构后，天津、广州、武汉、南京、深圳、杭州等地结合城市交通研究项目或国际合作的机会，先后在城市规划系统内成立了城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所或研究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交通调查和系统的城市交通研究，并建立了长期跟踪研究的机制，以及比较完整的城市交通数据库和模型库。

在各自的城市中，这些科研院所不仅是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和跟踪机构，而且也都成为城市交通工程建设、交通管理、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谋部门，在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在这个阶段也体现了使命感，为国家层面和各个地区的交通规划提供强力的支撑，形成了许多良好的案例。在90年代，中规院还成立了一些地区分院，为推动这些地区发展培养了人才。

这个时期，也是国外交通规划分析软件大规模进入中国城市的黄金年代。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和部分大专院校开始使用EMME/II、TransCAD、TRIPS、TRANPLAN、MINUTP等软件分析城市的交通，实现了“接轨”。

但也在这个时期，我国一些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也在积极地开发针对我国国情的交通分析软件，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基于GIS技术的交通分析软件、东南大学开发的标准化交通分配与评价软件等。  

科研院校交通工程教育模式逐步成型

不同于80年代的领头人，新时代的年轻人迅速的成长，挑起了这个时代的担子。年轻一代的代表，王炜是国内培养的第一位从事交通工程的博士。当时，除东南大学培养的几位博士，同济大学也在同期培养了一些交通工程专业博士，如曾静康博士。

自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之后，已形成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在总体上领先其他院校，西南交大在隧道专业，长安大学在公路设计公路安全上一枝独秀的局面。

这四所院校的年轻人深受各个应用单位的喜欢，逐步占据了各个应用单位的岗位；作为首家培养交通工程专业学生的北京工业大学，其交通工程专业的培养也一直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除上述五所院校外，吉林工业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交通工程专业，逐步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院校也开设了有本行业特点的交通工程专业；此外，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教授交通工程课程。

这一时期，相关教材也出现百花齐放的现象。越来越多老师，以自己的理解来写交通工程的教材，甚至出现了不同于国外教材的原生教材，如王炜编著的《道路交通工程系统分析方法》。交通工程的教育模式，在这个时期逐步在各校成型。

受张秋先生及开设交通工程专业院校特点的影响，我国的交通工程专业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偏美国、偏理工类交通工程专业的特点。  

交通部与公安部制定相应标准与机制

1994年，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编写并发布《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1998年，交通部和公安部又对标志标线信号灯明确了分工，交通控制的主要手段被拆分给交通部和公安部。

隔年，即1999年，交通部发布了新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国家标准。90年代后期，贾日学带领团队开展了护栏的基础性研究，为中国护栏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公路科学研究所还为高速公路控制、收费系统、通信系统、服务区设定了标准，保障了全国的高速公路路网顺利运行，同时并开始了我国通行能力的基础研究。在这个阶段，美国、欧洲、日本的智能运输系统开始传入国内。

1998年，以公路科学研究所为基础，国家成立了ITS中心。同样，交通部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逐步形成了我国隧道交通控制、应急救援系统的建设运行模式，交通部西安研究所也在公路交通工程领域做出了成果。

在公安交管行业前期做出的成果基础上，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逐步开始交通安全基础理论、交通事故预防对策、交通管理信息技术、交通控制技术、交通管理规划、交通管理证照技术的研究，并在1994年编写、发布《道路交通信号灯安装规范》。

除此以外，该所制定了许多规程和开发的计算机应用软硬件产品支撑了全国各城市公安交管技术工作的运行，这些成果为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日常开展打下了基础。  

交通工程领域不断发展 但仍有“不足”

世行、亚行、日本国际协力、基金会、外资企业等国际上的资助或投资也进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相关专家及专业知识。这些在弥补我国交通工程领域不足的基础上，也让国内相关专家了解了世界上先进的做法。而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做法也开始在工程界尤其设计领域流传。

90年代，交通工程应用的范围比80年代要宽泛很多，大家也在各自的方向努力前行。由于时代需求偏向建设，再加上行业区隔和个人经验不足，交通工程一直被作为单一的理工类学科在发展，但这并非是这门学科创建的本意。

多年来，做规划的不熟悉设计，做交通控制的不了解安全，搞建设的不关心管理需求，分支学科间的隔阂、行业的隔阂，多多少少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遗憾，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拥堵问题。

因此，对学科来讲，融合和良性竞争变得更为迫切，打开眼界、拥抱更广泛的知识也成为了必须。历史无意中形成各个门派，也造成了行业隔阂，但这都不过是茶壶里的历史风云。

毕竟，交通工程或者运输工程是一门“以人为本”的学科，让人们出行更安全、便捷、经济、舒适，让交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才是这门学科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