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科学化决策

时至如今，智慧城市产业在中国已经历了20年的发展。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也已经进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开展新型智慧城市的省会城市及、地级市分别达 94% 和 71%。在超大型一线城市，智慧城市项目更是数以千计。

从2023年智慧城市的采购数据来看，23-27年之间是县域、数字乡村方向扩充，据 IDC 预测，我国智慧城市相关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在 2022 年至 2025 年间约为 24.49%，2027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75 万亿元。

PART.01 县域数字化发展面临的三大形势

在我国，县域从行政区域分布和经济发展上来说都占有重要地位。2019年，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接近60%，而地区生产总值仅占35%。

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牵引县域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比如2020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指出高水平打造“智慧县域”新形象，有序推进智慧城管、智慧交通、智慧公共安全、智慧社区、智慧生态等重点场景建设；2022年1月，工信部、发改委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促进云网融合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明确提出加快完善中小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夯实县域新基建底座；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智慧县城”，推行县域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县域数字化发展主要面临三大形势：

一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县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打造新型智慧城市，为县域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建设“城市数据大脑”等数字化智慧化管理平台，提升数字化运行管理能力带来重要机遇。

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数字要素向县域下沉。相对于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传统要素，数据要素更易跨时空流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全国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加快构建，县域获取和利用数据要素的渠道、方式更加便利，有利于县域更加充分发挥数据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县域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三是乡村振兴战略为提高县域城乡数字化治理夯实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物联网、地理信息、智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乡村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进一步夯实，为推进县域城乡数字化融合发展，提升县域城乡数字化治理能力，重塑城乡关系，奠定重要基础。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县域作为衔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纽带，县域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突破口，县域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县域将成为新型智慧城市落地的最佳单元。

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发展县域数字政府，推动县域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县域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项目有两个层面，一是从顶层视角进行政府内部的统一管理，主要提供数据整合与应用打通，是县域数字政府的总体呈现，属于统筹型项目；二是面向委办局，从条线角度进行功能管理，主要提供各项实际功能应用主体，属于垂直应用型项目。

县域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整体建设包括治理、服务和决策三个方面：

治理

针对县级政府内部部门间要实现业务协同、数据共享，以提高整体办公效率，疏通整体办事流程。

服务

政府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原则，通过窗口、平台应用等方式对群众、企业提供高效办理事项的服务，如“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都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迭代深化。

决策

通过数据打通及直观呈现，助力领导者进行科学化决策。

PART.02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尽管国内智慧城市相关的各级政策文件层出不穷，各地建设也是热情高涨。但不可否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整体水平仍处于深化发展阶段，大部分城市仍然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科学的规划措施，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出现“文件驱动型”“项目带动型”“复制粘贴型”“盆景展示型”等典型问题：

 “文件驱动型”：统筹机制不健全

部分城市或地区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时目标宏伟、热情高涨，主要特点是“发文件、讲故事、做宣传”。

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重概念、轻行动，靠文件来落实文件，缺乏可操作的总体规划和有成效的方法措施；同时不碰“硬骨头”，难成“真功夫”。其根本原因在于统筹机制不健全。

“项目带动型”：产业发展思路不清晰

部分城市或地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依靠“给项目、落企业、赚税收”，但项目配置豪华，脱离需求实际；产业贪大求全，缺乏统筹规划和整体布局，导致后续建设乏力、投入产出率低。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发展思路不够清晰。

“粘贴复制型”：场景应用不创新

没有充分考虑人的多元需求特征，感知人的需求，聚焦社会民生和市场发展痛点、堵点等“小切口”，探索实现场景大应用、部门大协同、制度大创新、成果大共享。缺乏国内领先、特色鲜明的重大智慧应用，服务能力和水平有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场景应用不够创新。

“盆景展示型”：运营理念不持续

最普遍的一种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做法是“建大屏、做展示、接系统”，短期内形成可“参观”、可“上报”的素材。但由于缺乏对真实需求的判断，导致“盆景”只可远观，实战应用效果差、绩效不够显著。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长效运营理念。

PART.03 建设方式的转变

近年来，我国县域陆续开展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与数字治理探索，《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数据显示，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为25.4%，县域信息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将加速县域的信息化和数字治理进程，构建互联互通、协同一体的县乡村政务服务体系。随着新的技术和服务理念的发展，我国县域数字政府还将具备以下特点：

➢ 整体系统视角：从“政府为主”向“协同治理”转变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将被打破，智能社会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应是开放的体系。整体性政府模式虽然提出横向和纵向协同治理的理念，但在执行过程中受技术因素和传统思维的制约，协同往往体现在政府部门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时仍以政府为主，企业、个人等社会层面的需求无法得到充分表达，缺乏面向公众需求的精准化供给能力。整体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尚未实现真正的多元化，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式”供给尚未完全达成。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使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实现从“部门协调”转向“整体协同”。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渠道逐渐扩展，如中央行政部门不同政策领域之间日益增加的横向协作、部委与其代理机构之间的内部纵向协作以及地方机构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进行的协作；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应用以及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实现了跨部门的整体业务协同，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借助平台和信息共享的建设与发展，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供给者，市场、企业也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利用新兴技术优势把数据作为要素、资源与外界联接，打造多元主体协同运营的社会环境，优化公共服务智能应用水平，改善公众参与和强化社会互动，将成为下一步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向。

➢ 服务模式从职能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

致力于“一次都不跑”， 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精准梳理可在村级（社区）服务网点网办、掌办、自助办或帮办的事项清单，打造群众办事“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服务模式。

➢ 治理模式从单向治理向共建共享治理转变

县域政府治理模式不同于省市级的“治官”，更多的是面向百姓的“治民”，因此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致力于增强民众获得感。通过设置数字模块化的民情反馈、书记信箱、村民群等畅通民意，推动乡村治理公开、公正、透明，推动全民参与共治，提升基层服务水平。

➢ 决策模式从人力分析向智能决策转变

未来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目标，即“智能化管理，智慧化服务”，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在数字政府中得到充分的应用。

➢ 政府再造视角：从“建设思维”向“运营思维”转变

在传统政府治理思维体系下，政府公共产品生产运转效率较低，不管是横向的部门设置，还是纵向的层级设置，物理上多处于分散状态，绩效导向下的重复建设和不必要浪费的情况时有发生，政府以强制求公益的机制并不能完全实现公共利益。以泛在智能技术等为代表催生的新的政府管理范式，由政府打造统一数字平台，实现跨政府平台和跨部门服务。服务机制由各部门独立平台向共享平台转变，政府从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的运营管理者，政府职责从原本的直接承担服务供给，逐步转变为建立伙伴关系、引导和间接的管理，将公共服务生产责任以委托、出售、竞争、特许经营和补贴等多种方式交由企业及社会主体。通过建设综合数字服务云平台和统一的数字文件平台，整合政府数字服务供给方式，建立数字身份识别，实现政府、个人、企业等多主体间的渠道畅通，提供便捷直观的公共服务。

➢社会转型视角：从“数据集中”向“数据联接”转变

在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融合，国家数据20条政策的颁布，数据资源作为新生产资料，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要素，在全球经济运转中的价值日益凸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全社会范围内数据资源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政府部门逐渐成为数据资源的主要生产者和汇集者，现阶段我国80%的可用数据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整体性政府实现了从“分散建设”向“整体统筹建设”、从“独立系统”向“一体化数字平台”的转变，实现业务统筹、技术统筹、数据统一、数据集中。但这种整体性模式的数据统筹集中仍然是静态的汇聚，缺乏动态的数据联接与应用开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数字政府建设的结合，提升政府决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科学化与智能化水平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

➢ 运营模式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化运营转变

无论是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的建设模式，还是系统、数据的运行管理，都要摆脱传统的由政府唱独角戏的思维模式，要更多地借助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要在数字政府领域探索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