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城市交通自动控制工程项目——首都自动化交通控制工程（又名北京前三门大街交通信号自动控制工程或7386工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一个城市交通自动控制研发项目"7386工程”登上了历史舞台，从1973年时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部长王铮的一封信开始，到1978年年底各协作单位返回本部，系统由北京市公安局接管使用，7386工程汇集着许多的人和故事。

（一）

段里仁，7386工程设计组副组长，毕业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主持设计了全国第一套用于交通监视的工业电视设备和交通电视监控系统。

谈起“7386工程”，段里仁认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一个机遇。

1973年6月，在北京出差的段里仁萌发了将手扳信号灯改成电子自动控制信号灯的想法，并被邀请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谈了自己的想法。巧的是，8月6日，四机部部长王铮致信，希望在北京首先实现交通电子自动控制，这与段里仁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项目相关负责人便邀请段里仁共同参加7386工程。

35岁的段里仁受命后，开始不遗余力的学习参考国外自动控制案例，钻研了100多本国外的参考书，记录了200多页相关内容，半年后，段里仁编写的《北京市交通自动化控制的方案》通过了，之后，段里仁对交通的热爱也愈来愈烈。

段里仁（7386工程设计组副组长）：试验还没有完全搞完，还在项目期间，（1977年）我就借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公安部。

逐渐，段里仁从一个研究空间物理教师，转变成深谙交通工程学的学者。并在北京智能交通建设发展历史中扮演了关键人的角色，最终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知名专家。

（二）

杨光，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1975年调入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加入标号誌室（1983年改名交通工程研究室），开始参与7386工程试验。

杨光（时任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公路科研所标号誌室技术人员）：我负责整个总体组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当时压力是很大的，当时的计算机是国产计算机，叫做DJS-130，这个计算机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在北京无线电三厂生产，一台50万，而且后来我们又买了第二台，100万，这两个计算机占了我们整个设备的绝大部分。

因为我们原来计算机课程没有学到，这方面知识还是缺乏，所以就回到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旁听计算机课程，算是把DJS130计算机的原理及电路搞通了。

买进计算机后，交通部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便开发研制设备，经过数次室内联调后开始在现场安装。想起当年的安装场景，杨光回忆满满的。

杨光：当时要在前三门大街安装设备，要在路面上开槽埋线，要把检测器埋在路面下， 当时是水泥混凝土路面，我们买进来凿岩机、开槽机，开槽机开槽，埋线灌沥青，在路边支一个沥青锅，烧开以后把线埋下去，用沥青来浇灌，所有的活都是我们自己干，而且白天不能做，要到晚上才能做，大冬天，穿着公路所破旧的棉大衣，当时公路所有一批破旧的劳动服的棉大衣，跟着北京交管局的警察一起，路过的行人看到，以为是警察带着劳改犯在这干活，现在想想都非常可笑，但是当时就是硬是这么干下来的，有什么活干什么活，爬电线杆子、固定信号灯，架设摄像机，架设可变限速标志，等等，男同志做这些工作，女同志做后勤保障，很高兴，干的非常有热情，觉得这是干一件很好的事情，事业心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回过头来都很难想象，当时硬是在这个条件下，硬是把这件事干成了。

（三）

冉绍军，7386工程中的核心技术人员之一。

冉绍军：我1976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被北京市公安局特招，到公安局下面的交通管理处，我的工作就是协助杨建平同志，跟他一起负责协调7386工程的各个协作单位安排进度。

1979年我国著名导演叶永烈拍摄了科教片《红绿灯下》，其中就录制了安装7386工程系统的前三门大街。

冉绍军：前三门（大街）的系统开通以后，机器就正常的运转起来了，当时中国上海科影的一个著名作家《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叶永烈，想拍一个科教片，找了我们市公安局的领导，领导也很支持，叶永烈就带着两个摄像师，找到了我们7386办公室，选定了在前门路口进行拍摄，我们在消防处借来了高车，叶永烈导演带着两位摄影师，站在高车顶上，从上往下俯视拍摄整个前三门交通流的情况，很快片子就拍出来了，叫《红绿灯下》。

就这样，《红绿灯下》留存了7386工程的部分样貌。对冉绍军来讲，还有一件大事，那便是为北京市交通指挥控制中心寻址。

冉绍军：当时我们办公的控制室就在公安局的院里搭了一个板房，后来说不能一直这样啊。然后就跟市政府要求，在市中心拼一个地方，通讯、交通都比较方便的地方，成立北京市交通控制中心。我们找了市政府的谢飘同志，和他商量以后，他说你们觉得哪里合适呢？当时我脑子一热就想起来老北京常说的一句话，“有钱买前门楼子去”，我说咱们不用买前门楼子，前门楼子就在市中心啊，咱们借用一段时间，那边的交通也方便，通讯也方便，我就问老谢同志，我们用前门行不行。谢飘同志也比较支持我们的想法，我给你们起草报告，报告就交上去了。最后，由于军方的要求，那个地方是不能民用的，我们的要求被拒绝了。

之后我又想到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厕所，广场的西侧有个厕所是二层楼，那个厕所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用了，那个地方也不小。于是又找了谢飘同志，谢飘同志为我们找了天安门管理处，天安门管理处仍然是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被拒绝后，我们又找了中国图片社，最后又找到了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跟谢飘同志商量，就找了北京抗震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抗震房，一平米一万多，我们买了200平米的抗震房，特批的指标，然后在市公安局院里，和在宣武门路口分别搭了两处活动板房，就作为（北京市交通）指挥（控制）中心了。

几经曲折，在谢飘的帮助下，1977年，北京市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终于落定了。

（四）

谢飘，1976年4月从723工厂调入北京市计委，负责协调7386工程相关事宜，是7386工程重要协调人之一。

段里仁：谢飘同志是不可忘记的，整个过程都是他在导演，导演兼跑腿。

冉绍军：我们和政府的联系都是通过谢飘同志来实现的。

谢飘：7386交给了（交通处）古燕民（主任），因为交通处都是管铁路运输，调度、汽车运输，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和警察打交道，当时我到计委的时候，我刚一来就把这个给我了，让我管这个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介入7386工程，还拿了7386工程的一个戳子（章），也交给我了。我当时和公安局的同志接触以后，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当时就是给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1977年10月，地铁和平门站的7386工程领导小组会上，谢飘提出，目前组织机构（科研组）不适应形势，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班子。月底，科研组起草了《关于建立交通工程研究所的请示报告》，经过两年的公文行文，交通工程研究研所获得批准，北京市三委一部一办于1979年3月12日发文成立，同意建立北京市交通工程科学研究所，并以7386工程办公室为主成立建所筹备小组。 

7386工程的实验与研究，融入了一代人的情感与精神，推动了我国交通工程的发展。

杨光：7386工程到了70年代末，基本试验就完成了。对于我们现在来看，它只是交通工程学科所涉及的一个局部方面，但是在中国的意义就很大了。虽然我们做了7386工程，也并不太懂交通工程，那么这个意义在于我们在公路交通方面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等于是交通工程在中国的第一次试验，而且是一次成功的试验。

冉绍军：我有幸参加了7386工程的大部分工作，而且有一段时间，由于人员上的变动，几乎是我一直在主持这个工作，感觉到非常有意义，7386工程的开展，带出了一支科研队伍，产生了一批交通科技人才，这是7386工程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段里仁：我们所经历7386工程，及其在北京公安交通管理自动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进程当中，党和政府领导，国际机构、媒体和知名人士以及我们北京交警几千名干警，和北京市民几代人，做了及其重要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