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湖北省交通厅高速公路部门干部培训所作的学术讲座各位交通战线上的同仁们和各位武汉市市民朋友们，下午好！我之所以说交通战线上同仁们，

为湖北省交通厅高速公路部门干部培训所作的学术讲座

各位交通战线上的同仁们和各位武汉市市民朋友们，下午好！

我之所以说交通战线上同仁们，是因为今天讲座或者叫讲课，它的主要内容是道路交通科学上的一些问题。之所以说是武汉市的市民朋友们，是因为这个题目可能跟武汉市的市民工作和生活关系很大。不管你认识到没有，这两个课题对武汉市市民，对武汉市的生产，对武汉市的发展，对武汉市市民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因此我觉得我今天面对的听众，是两个群体，一个是交通战线上的同仁们，一个是武汉市市民朋友们。

接受这个题目的讲课任务，我自己一开始是非常高兴的。我为什么非常高兴呢？我回忆，自从1965年，也就是在53年以前，我设计的第一条道路——济南市文化西路，我设计的第一座桥梁——山东省501战备桥梁以后，这50多年，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实践中，我一直在我们国家的交通战线上，规划战线上，道路战线上，在教学、研究以及工程设计和管理实践中，可以说，都是站在第一线，可以说，对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城市规划所走过的道路不说是了如指掌，总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的。我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所发展的各个阶段，各种经历，有种种的经验和教训，话也说不完。自从退休到如今，我已经七十七岁了。我65岁退休，但真正从第一线工作退下来那年，我七十二岁，度过了人生第六个甲子。七十二岁以后，我还能干什么事呢？说实在的，我这一颗初心也就是献给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和规划事业。有这一份初心，但还能干些什么呢？我不能再翻山越岭去选线定线，我也不能再日夜加班，伏在图板上画图了，我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和同学们一起，和老师们在一起，加班加点，做道路交通规划、设计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了。那么我能干点什么呢？我想我也就只能够动动嘴巴。所以，说实在话，我能够向武汉市民们，或者向工作上的同仁们，讲一讲我在交通，道路和规划上的一些体会，还有我现在的一些想法，这其实应该是我非常荣幸的事情，应该是我非常高兴做的事情。

我今天要讲的，实际上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特别想对你们讲讲交通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讲你们要求我讲的长江新城，第三个讲可能跟你们工作有一定关系的长江主轴中的交通主轴。就讲这三个问题。

首先我想讲讲我特别想给大家讲的这个问题，也许你们关心，也许你们不关心，也许你们说跟你们关系不大，但其实跟你们关系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交通安全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事故非常严重，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害是非常严重，非常巨大的。一旦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又对我们交通战线上同仁们来说，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大家知道，法律的处分是很严重的，不但是要处分我们交通厅系统的干部和我们的职工，而且还会处分我们交通管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干部，和警官同志们。人命关天，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严肃的。但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引起我们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警惕。问题严重到这样的程度，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甚至于一旦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后，还会引起一番争论。争论发生了的交通死亡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呢？我的绝大部分朋友是在交通战线上的规划、设计、管理、维护这些部门工作的，也包括在座的朋友们，在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同仁们。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那么对于这样严重的情况发生以后，在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向上报的时候，在向社会公布的时候，你们在座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完全知道，与实际数据是有巨大差距的。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国家在交通安全的严重性问题上，是没有引起大家足够警惕和重视的，或者用严肃，严重一点的话来说，我们在瞒报。再严重一点说，我们在说假话。而这种瞒报和假话，如果让它一直继续下去，那对我们国家，人民，道路安全所带来的损失，损害是巨大的。所以这个话题我得说。

去年，在咱们的东湖宾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先生，在湖北省作道路交通安全调研的时候，我是作为专家，在那里参加了会议。当时，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委员长点名，让我先发言。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我估计她是担心别人抢先发言，占据时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就让我第一个发言。我在发言以前，说给朋友们听，我也加入了几个微信群，所谓网上的朋友圈子，也就是我们道路交通战线和交通管理战线上，全国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参加的微信群。微信群，这个圈子，大概最多只能有500人。我有两个这样的圈子，也就是有一千人。在开会之前，我在朋友圈里，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样难得向国家领导人建言的机会，时间有限，我讲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作为一个普通的科学技术人员，或者作为一个教授，或者作为一个交通战线的职工，同仁，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并且是为了给国家领导人在正式的场合下提建议，是非常不容易，可遇而不可求的。既然有这个一生也难遇的机会，时间又不长，不可能超过半个小时，我讲什么呢？我在这两个聚集了全国各地，各相关大学交通专家和同仁的微信朋友圈子里，广泛征求意见，那里有整整一千位交通界朋友。大家一致同意我就讲交通安全问题，讲交通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讲交通安全死亡事故瞒报的严重性，讲降低交通安全死亡事故率的必要性，讲必须采取什么措施，讲不能够出现了交通事故，各部门互相推诿责任，讲再不能这样瞒报下去了，讲如果还不认识到我们国家交通安全事故的严重性，再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使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状况得到根本的好转，是不行的。在这个会议上，我大胆的讲了20多分钟。当我讲完了以后，吉炳轩副委员长立即回应我的发言，他竟然讲了半个小时，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十分感人。他的有些原话，至今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其中跟我们工作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我要传达给大家。传达给大家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共同探讨，共同努力提高觉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严肃性。从根本上扭转严重的交通安全状况，不仅仅是交通管理人员的责任，也不仅仅是我们道路管理者的责任，也就是在座的各位的责任，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设计人员的责任，也不仅仅是我们管理人员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咱们的工作都没有做好，才使得我们的交通安全事故问题如此严重。大家知道，我们公布的数据是每年交通事故死亡52000多人，5万多人。我跟吉炳轩先生说，我说：吉炳轩委员长，从我掌握的资料，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可能接近28万人，如此严重的程度，再也不能对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对老百姓隐瞒下去了。当场，我又提了一些建议。吉炳轩先生就当场说：赵教授说的，交通死亡事故，相当于每天掉下两架747飞机，自有他的道理。他又说：据我掌握的资料，我们每年也不止死5万多人，而是10万人以上。这是在东湖宾馆的座谈会上，他对广大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的负责任的话，我估计那个会有四五十个人，有记者，有省、市的领导，各方面都有一些人参加，因为副委员长来了嘛。当时，我马上对坐在我旁边的省公安厅的一位领导说：您看，我说得怎么样？不错吧？委员长说的10万人以上，跟我说的28万人是没有矛盾的，28万就是10万以上。紧接着他还说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对待交通安全事故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交通安全事故资料不要再对科研人员、科学技术工作者保守，不要对这些教授们隐瞒，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放手信任他们进行研究，研究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研究使交通安全事故能够真实的降下去的办法，措施。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国家修这么多路，为了畅通，为了有序，为了宁静，这样一些理念都是对的，但是，这中间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理念，不要忘记，就是要保障交通安全。因此我认为，不管我们交通战线上的哪一个同志，你在哪一个位置上，你要想到我们所从事的职业的初衷，我们的初心一定就是要保障交通安全。在面对交通安全这个问题上，其他的畅通啊，有序啊，宁静啊，舒服啊，都是次要的。交通安全这个问题人命关天。东湖座谈会以后，去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交通战线上的会议，在这次全国的交通学术会议上，会议主持者安排我作主题发言。本来安排第一个主题发言的，是我们尊敬的建设部退休的老部长汪光焘先生。结果那天汪光焘部长有事没来，于是我就被排在第一个做主题发言。我在这个会议上提出来一个课题，或者是一个期望，或者说一个目标，或者说一个理念，这个目标，这个理念，就是要使我们国家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为零。我当时在会上说，我说大家听起来似乎不对，我们怎么可能将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为零呢？我说一定要有这个目标，一定得有这个理念，一定要有这个追求。这就像我们党中央对待贪腐采取零容忍态度一样，零容忍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把贪官抓完了，也不是说，抓了以后就再不产生贪官了。零容忍的意思，是个目标，是个追求，是个义无反顾的高压态势。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事故死亡率，有一个零死亡率的追求目标。 我们追求的这个目标，实际上，世界上有的国家已经接近实现了，像瑞典，像瑞士，像丹麦，它们的年万车死亡事故率就接近于零，是的，接近于零了。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古语曰：彼能为，而我乃不能为也？不能为吗？不是不能为，是不为！你不去为，就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在那个会上，我提出这个目标以后，觉得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虽然是有一定的争议，但有这个共鸣。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安部召开十三.五国家交通安全规划专家咨询会，我被邀请参加了。大家知道，我们华中科技大学，这个大学在交通领域里面的地位并不很高，别看我们学校整体的大学地位很高，但是在交通科学上，特别是在交通安全科学上，我们学校的地位并不高。我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也并不认识公安部的任何一位领导，为什么这个会议邀请我去呢？可见，我这两次关于交通安全的发言，用现在的话说，是正能量。因为我表达的这个理念，是重要的，明确的，有影响的，正能量的。所以，我特别想呼吁大家要特别重视我们交通战线上的交通安全问题。大家看这张图，看看我们国家交通安全事故有多么的严重。我说的这个观点，我要说的这些话，不是我去年才提出来，才想到的。也可以说，是压在我心中多年的一块石头，多年来要说的话，没有机会表达，没有机会竹筒倒豆子，一口气说出来，没有机会说出来。好不容易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我才大胆的说出来了。

大家知道，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在讲关于大城市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叫什么呢？叫大城之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城市，在改革开放后，上一轮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问题。有人也说了，说在上一轮城市化进程中间，有的人，有的专家把这一轮当成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前半场，也就是从前面这30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前半场。在这个前半场中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交通战线上，特别是陆路交通战线上，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战线上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城市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作为我们在这条战线上工作的同仁们，和这条战线上的专家们，没有什么值得你去骄傲的，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成绩是摆在这个地方的，我们不要兴高采烈，也不要老是自己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就在这里，不用老讲。相反对于缺点和问题却必须要讲。如果说广大人民群众欢呼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欢呼他们的生活，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很大的提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作为建设者，作为管理者，应该想到，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不足？还产生有哪些问题？哪些缺点？特别是哪些教训？哪些失误？这些问题就是我曾经总结的九个方面的问题，这九个方面的问题在大学课堂上，在全国各地讲座中，我都讲过，我甚至以为，我讲的这九个大城市存在的问题，比别人要讲得好些，完整些。为什么呢？可以说，对应着这九个问题，当然，也还有九个成绩，也就是说在这九个方面有它的两个面。任何事物都有两个面，问题的对面，都有另一面，成绩。我再老讲成绩那一面，不就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我一生参加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站在科研，教学和实践的第一线。讲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我觉得由我们这些至始至终参与者讲出来，才是真切的，应该的。大家看这九大问题中，最重要的，或者说跟我们特别有关的，就是我放在最后的那个交通问题，我称之为交通之困。所以有的领导和朋友们都说我是交通专家，不过我说了，我不是最高水平的交通专家，但确是目前能够在第一线跟大家讨论专业课题的年纪最大的专家之一。我为什么讲交通讲的比其他方面要多些呢？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事交通领域科研，教学，规划和设计的时间比较长。当然我讲交通，不是说我不讲规划，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对于规划，我更想讲，更能讲，更有资格讲。

我学的专业，是城市规划与建设，1964年毕业于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城市规划与建设系，城市规划与建设专业，城市规划正是我的专业。当然，有的时候我讲城市规划问题的时候，可能有的领导愿意听，有时候他也不一定愿意听。话说回来，在规划部门里面，包括在规划局，规划院里面，我的学生不少，他们也不一定愿意听的。我的儿子赵逵教授就对我说过：老爸，你别老是在人家面前倚老卖老，人家会不高兴的。我想也是，我老说他们的一些缺点，他们是会不高兴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缺点与问题，我这个退休老教授不说，谁去说呢？科长不敢跟局长说，局长不敢跟市长说，设计人员他也不敢跟自己的主任说。所以，这样看来，有些话，实际上我是在替他们说。当然，有时候市领导会很高兴。大家知道，大概是在二零一四年，我有一次在电视上，在电视问政上的发言，他们很是认可，很是高兴，竟然在《长江日报》显著的版面上，完整的报道了我的讲话，说赵教授如何如何讲，还登了我的一幅大大的讲话照片，很是让我受宠若惊。他们不高兴的时候也有，譬如说我们规划局的一位领导，也就是一位有点权的芝麻官吧，他在他所掌权的武汉市城市规划这个领地上，把我封杀了，他指示他所管辖的比他小一点的官封杀我的知情权，发言权。对他们说：以后你们就别叫赵教授来开会了，他老找麻烦。甚至指示：规划设计项目也不要给赵教授做，他老不听领导的话。你们看，这样的规划局长，这样的领导，还能广开言路吗？还能从善如流吗？狗屁。我得教育我的学生，在工作作风上，在职业道德上，绝不能像他这样。我有那么多学生，同学当什么局长啊，市长啊，甚至更大的官，没见过有一个敢于公开封杀我这个一生从事城市规划与建设科学技术工作的老教授的。荒唐，我真想告诉他的老师，去教训他一顿。这样的局长，在市长面前，也不一定说真话的，或者真话不说完，尤其是与市长的看法不一样的话。在他的下级面前，说他不对的话，他也是一定不愿意听的。合格的党的干部是这样的吗？所以这位局领导竟然封杀我，我不会不以此为例子，教育我的学生，我的孩子，要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上说真话，这是活的例子，他就是自己不说真话，还压制别人说真话的反面教员。我们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很多就被这样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工作作风搞坏了。你们想想看，就是这个样子，我特别的想给朋友们讲这个意思，你们也是领导，在广开言路，从善如流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学这位规划局长。我曾经为海口市的一项规划和交通建设上的事，提出与市政府，市领导的决定不一样方案。当地的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后，而且是直接向海口市四套班子一起大会汇报的，明明知道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团队给他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案，不但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方案，而且还是能比他们定的方案省上亿元资金的方案，但他们就是不用。当时主管市长亲自找我谈话，说：赵教授，你们这个方案是好，市政府感谢你们，但是我们不能用。又讲了很多不能用的原因如何如何。无外乎是“市政府已经决定了啊，改方案影响不好啊，已经按原来定的方案操作了啊……”等等借口。当然，我很不服气。我们的方案实用，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省钱，为什么不采用呢？

我们不服气，就约着我的一位好朋友韩振华先生，一起到了北京，找我们周干歭副部长，想让他说句公道话，要海口市政府采取我们的方案。周先生是我们这一行的头牌双院士，科学院，工程院双科院士，是我们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周干歭先生当时给我说的话，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他说：赵教授，我看你们这个方案就是好，但是，别说我现在不是部长了，就是还是部长，我说话也没用。当时他已经从副部长位置上退下来了，但是建设部里面还有他的办公室，两院院士办公室，周干歭先生还是享受部长级待遇。我说：那为什么呢？我说我们这样的很好的方案，明明给他省钱了，并且为长期的交通发展留有余地，都说好，为什么就不用呢？周部长的话，我原话跟大家说。正是由于当时我和韩先生一块去的，这个话我可以原原本本讲出来。否则你会问我：你的这个说法有依据吗？周部长怎么说呢？周部长说：你别以为你给他们省钱，你是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出来，他们会同意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你看，设计单位是愿意设计两个亿的桥，还是愿意设计2000万的桥呢？当然愿意设计两个亿的工程，设计费按照3%，是600万，设计2000万的工程，设计费是60万；施工单位愿意施工两个亿的工程，还是愿意施工2000万的工程呢？他们当然都希望采用造价贵的方案，愿意采用两个亿的方案。问题是我们的建设单位，他是愿意投资两个亿，还是愿意投资2000万呢？他宁意投资大的，管两个亿，五个亿比管2000万的工程，大不一样。周部长这么一说，我就说：那咱们就没办法了？他说：有，咱们技术干部，唯一掌握住主动权的办法，就是开会发言，报上写文章说，出书说，这个谁也挡不住。当时这个话说了以后，我估计他跟国家《建设报》编辑部的编辑说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到《建设报》编辑部去，编辑部接待我的负责人说：赵教授，你的这篇文章，可以发表，但请你组织一组文章，不仅是发表你一篇文章，而是发表你给我们组织的一组文章，一版的文章。 但是有一点，你别点这个城市的名字，也别点这个工程的名字。于我遵守这个要求，组织了一组文章，整整一版文章发表了，我的那篇文字以编辑部的按语《大型立体交叉桥不应矗立在城市中心区》发表出来。当时，报上没有点名字。当然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城市就是海口市，这个立交就是滨海立交，世纪大桥引桥。因为这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它已经是历史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交通战线上的改革之路还很长。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还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继续不畏艰险地往前走。

我作为一个教师，一个教授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写点文章登出来，写本书出版出来。大家看上面的图，这就是去年，前年我新出的这四本书，我想我讲的许多学术理念，很多东西就在里边。譬如《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道路》这本书。我们的老院长任周宇教授80多岁了，他在病床上看了以后，写给我很长的一个信，他说：我要向所有管城市规划建设的市领导，省领导推荐这本书，他们要好好地看看这本书。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在网上写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一口气看完一本书的经历，这么多年来没有了，但是这本书，他是一口气在一个休息日把它看完的。因此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看看这本书的。但是这本书的彩色版已经脱销，出版社又印了一个黑白板，估计也不一定买得着。 但是前些日子，一个新结交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当当网上买到了一本《大城诤言》盗版书，那我却非常高兴。对于作家，他的书被盗版了，比如说余秋雨先生，那他是气愤填膺，要找人家赔偿损失的。我这个书，盗去吧，你盗版也好，你复印也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见。我只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本书，特别是希望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市领导，我们的省领导，甚至于我们国务院的领导，能够看到我在这本书上的一些观点。我相信如果陈一新同志看到了我这本书，长江新城的规划，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规划，我有这个信心。

这是几本很好的书。你们觉得大学老师出书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大学老师出书是非常艰难的事。在我们学校，老师出的书，占的工作量是很少的，他花费的精力确是很大的，当然我是指真是自己写的书。靠他出书的这个工作量，连拿他的基本工资都有困难。我们学校老师怎样出书呢？他申请到一项科研项目，有了研究经费，研究出了成果，他可以用这个钱，交给出版社，甚至于他自己出钱，去出书。图上这两本书，对我们交通战线是很重要的。一本叫《快速连续道路规划设计管理技术》，一本叫《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管理技术》。大家看看这两本书，我觉得跟大家工作都有关系，它们讲的是道路的规划、设计与管理问题。你们所管的道路，不管是高速公路也好，一级公路也好，二级公路也好，还是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也好，对于它们的规划，设计与管理，就是这两本书所阐述的内容。这两本书都把城市道路和公路合二而一加以论述。我们国家由于在管理体制上，形成条条块块分割，人为的将公路与城市道路分割为两种道路，忽视道路的基本属性，形成了两套繁琐，纠缠，甚至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技术体系，这是应该得到改正的。这两本书就从技术上，将所谓公路与城市道路合而为一了。我觉得搞技术的、搞管理的都要看看，我建议你们单位可以买来给大家看看。这两本书，是湖北省科技出版基金出钱出版的，不像前两本书需要我出钱，所以它们是精装版，个人买比较贵，单位买是没问题的。从这两本书上，可以了解到我所今天所讲的一个思想，就是在面对我们国家现在体制上所存在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将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两本书的书名就体现了这一点，不分什么公路，什么城市道路，它们都是道路，都有一致的规律，都应该遵循统一的技术要求。我知道，各位归属于交通系统管理，上属于交通部，中属于交通厅，下属于武汉市交委，在那里规划，设计和管理着高速公路，一、二级公路，通村公路。但是还有一个什么部门也在规划，设计和管理着称之谓城市道路的道路呢？上面是住建部，中间是住建厅，下边是市建委和规划局。同样在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着我们的道路，同样在管理我们的交通。在我们国家，就是这样，有两个互不协调的部门在管理着道路，我们有两套设计规范，有两套技术规定。实际上你们翻一翻这两套规范，两套技术规定看看，如出一撤，都是力求拿来国际的先进技术，融合了我们国家的特点。同一个东西，你非要各立门户，生生的一个放在交通部门，一个放在建设部门，一个由交通部门批，一个由建设部门批，各吹各的号，各敲各的锣。执行中呢，各自执行自己的一套，甚至于投资渠道也不一样。 那么，一旦出现了问题呢，还各自推脱责任。我们武汉市称之为三环线的，当初是由交通部门投资的，设计自然按交通部颁发的规范啊，技术标准啊，按所谓的公路，可能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标准去设计的。但是建成投入使用以后，很快发现了问题，它适应不了作为武汉市三环线的道路交通需求。怎么办？就交给了建设部门去改造。建设部门自然要求按自己的一套规范啊，技术规定啊去做改建设计，而建设部门关于城市快速路的规范和标准和交通部门关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规范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还互相矛盾。用央视1+1的话说，“建了拆，拆了建，这笔账怎么算？”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这本书就要打破这种人为的，不科学的壁垒，提倡我们对这个问题统一起来的观点。我这两本书提倡道路按照我在屏幕上放出的表，划分这几种类型，就是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就这几种类型。你不用再分什么公路和城市道路了。你分的结果只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带来被动，带来损失，给国家的建设带来损失，不满足交通需要，建建拆拆，浪费国家财产。

讲上面的内容，我觉得是跟我们的道路交通，与你们的工作有关。你们的领导，原来没提出来讲这些，但是我觉得你们既然是交通战线的朋友们，我跟有的同志，跟你们有的领导交流了一下，就加上了上面的内容，算我自作主张加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加的内容是有用的，也是跟你们领导提出要我讲的内容密切相关的。

注：本段落节选报告全文中道路交通安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