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里仁：原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1973年北京饭店17层的东大楼修建，要装600套电视，但时值“文革”，国内自己供应不了天线，又没法进口。

引子

关于7386工程，本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已经连续发布了两篇文章，如下：

• 一个北京交警的自传 | 我所经历的7386工程

• 中国城市交通自动控制起源 | 7386工程背后的故事

北京7386工程，被视为中国城市交通自动控制的起源项目。“7386”源自1973年8月6日，时任第四电子机械工业部部长的王铮，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吴德写信，“要将现代通信技术应用到交通管制和车辆调度上去。”，自此中国城市交通自动控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段里仁：原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1973年北京饭店17层的东大楼修建，要装600套电视，但时值“文革”，国内自己供应不了天线，又没法进口。北京市找段里仁这个在武汉大学研究“天线与电波传播”的老师，让他设计出600台电视只用一个天线的“共天线电视系统”。当时正值六月天，完成“共天线电视系统”后段里仁去长安街溜达。懂自动化知识的他发现，如果通过自动化控制，可以减轻路口交通警察手动控制信号机的工作压力（当时交通信号灯为全手工操作，只要有车就需要交警不停的手动转换灯色），于是1973年6月他给北京市政府写信，建议在北京交通管理上使用自动化技术。这也是7386工程的另外一个起源点。

本文作者与段里仁

冉少军，197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公安局交通处，一直从事交通科研工作，经历了国内城市交通控制系统发展的大部分过程，是7386工程中的核心技术人员之一，亲历了项目的快速推进至工程完结工作阶段。本文摘自冉少军个人自传《走过中国城市交通自动控制发展之路——一个从70年代起搞技术的交通警察的回忆》。

这里不得不讲讲老段的故事，一个执著顽强的改行者，一段曲折而不平凡的经历。

知道段里仁，是从杨建平的口中。但不知道的，是他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在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吴琪的采访文章《“交管局副局长与北京交通34年”》中，老段这样自我介绍：

1973年北京饭店17层的东大楼修建完了。东大楼要装600套电视，但时值“文革”，我们自己供应不了天线，又没法进口。所以北京市找我这个在武汉大学研究“天线与电波传播”的老师，让我设计出600台电视只用一个天线的“共天线电视系统”。

1971年，我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实习时，厂里介绍当时国内电视机发展状况时，曾说过东风厂为北京饭店赶制18台彩色电视机的事情，但没有提及如何接收天线信号，老段的故事就从这时开始。

1972年，北京饭店老楼改造中18个高级房间的国产落地式彩色电视机到位了，可是，如何统一接收信号？怎么处理？无人明白，那时没有公用天线的概念，总不能每个房间的窗户外探出一跟八木天线。通过四机部，几经反复，终于查到湖北武汉大学里有个空间物理系，下设天线与电波传播专业，就找到了武大。

武大校领导自然很愿意接受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1973年6月，立刻派教授和讲师组成的专门班子来北京，免费住在北京饭店，进行研究。同来的就有时任武大912厂业务采购员的老段。

接下来，老段这样叙述道：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正值六月天，我住在北京饭店里，完成“共天线电视系统”后就去长安街溜达。在南河沿交通岗亭，我看到一个民警忙得汗流满面。我非常好奇，问他在干什么，走进一看，他正在用手扳交通信号灯。扳第一下，东西方向绿，南北方向红;扳第二下，南北绿，东西红;扳第三下，某个方向可以左转弯～一共要扳七下，信号灯才用上一圈，然后接着扳下一轮。只要有车走，民警的手就不能停。那时候路上的汽车非常少，需要用上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也少。可我亲眼看到民警的全手工操作，还是很吃惊。

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上自动控制技术呢？这刚好和我的专业相关。这位姓卞的民警非常有兴趣，马上就跟领导打电话，说“一位湖北老乡来到我岗亭里谈自动控制，说我可以不用手扳灯了”。领导一听也有兴趣，让我第二天早上去他办公室。第二天我来到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的办公室，这位领导说，周总理也在琢磨这件事情，希望交通信号自动化。但那时没有经费，事情就此耽搁下来，我回到武汉大学继续教书了。

而我知道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京期间，别人研究，老段闲得无事，在北京饭店门口的王府井路口闲逛，在感慨北京长安街的车水马龙景象时，注意到了交通信号灯。南来北往的有序交通皆是因为信号灯的存在，一种好奇驱使老段来到交通岗亭，见到交警在紧张的四下张望，手里不停地搬动控制器的几个搬键。懂得自动化控制知识的老段立刻联想起，如果使用自动控制，民警的紧张工作不是可以大大减轻了吗？

老段随即主动与岗楼里的民警搭讪：你们每天上班几小时？工作累不累？如果用一台机器自动控制，你们愿意吗？民警当然愿意，告诉老段去西四找交通处领导谈。

有了基层民警的支持，增强了老段的信心，他找到了交通处，接待他的是北京公安局交通处交通科科长曲绵模，因为那时经常有人来此提各种建议，习惯于传统管理方式的机关对这种建议一般都是应付而已，并不放在心上。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接到任何回音的老段并没有灰心，1973年6月，他开始动笔给北京市政府写信，再次建议在北京交通管理上使用自动化技术。市政府信访办将信件转到市局，经签发后又转到交通处。

老段继续说：

这一年的“国庆”前夕，突然从北京来了两个警察，通过学校党委找到我。学校还挺紧张，以为我在北京出差期间犯了什么事。两位警察告诉我，我离开北京后，当时电子部部长王诤8月份提出希望北京交通指挥用上电子技术，（国家副总理）万里同志也非常关心。开会落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怎样办，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说，两个月前有位武汉大学的老师来讲过这件事。于是万里发话:你们赶紧派人把他找来。

这期间，非常巧合地发生了一件事，为老段的“交通梦”的实现起了关键作用。8月6日，时任第四电子机械工业部部长的王铮，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吴德写信，“要将现代通信技术应用到交通管制和车辆调度上去。”经过几级领导，批示最后落在市计委，随即召开了几次有关单位参加的会议，由于事关北京交通管理，则交公安局负责，公安局转至交通处办理。

恰逢此时接到市政府转来1973年6月老段提出的北京交通自动化控制方案，这次得到了领导的重视，指派交通科派人前往武大了解情况。1973年10月，交通处派曲绵模、郝树文去武汉大学调研8天，受到校领导的接待，参观了校园，听取了汇报，正式提出要武大根据北京现状，做出实施方案。武大党委重视并支持。老段的努力得到校领导的正式认可。

1974年1月19日，老段到京提出方案。

3月，老段在北京以交通处和武大的名义起草了“北京市城市交通自动控制方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和武汉大学联合起草的《北京城市交通自动化控制方案》经市计委送到市政府。

5月 “方案”经市计委送吴德、倪志福、万里、杨寿山、吴忠，并呈报王铮。

9月17日，北京市市计委副主任古燕民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成立交通自动控制领导小组和实施方案的技术小组（交科院组长，武大副组长）

1975年，执著的老段再次直接给时任总理华国峰致信，呼吁此事。4月3日，公安部给交通处工程队打来电话，说华国峰总理过问交通自动控制的研究情况。

老段最后说：

说起来非常有趣，我一次无心的闲谈，竟使自己后半生与北京交通紧密相连。从1973年开始，我和交通部的人一起，设计出了我国第一个红绿灯交通信号控制器。我查了整整一周资料，国内没一篇研究此类问题的文章，让人非常失望。几乎要放弃时候，好在我的外语不错，我从一本日文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电子控制的文章。文章后边的参考资料列表，让我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大海捞针似地查阅有了效果。我做成了路口控制器，独立设计了交通电视监控系统，在前三门做了全国第一个实验。

老段通过自己的努力奠定了在北京城市交通管理现代化初期建设中应有的一席之地。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从一个武汉大学校办工厂的采购员，成为一级警监的交管局副局长；全家从武汉举迁北京；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前期人物，享受早期政府奖励津贴。